欧亚方案：“印太战略” or “人类命运共同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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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安·瓦·科尔图诺夫（Andrey Kortunov）系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主席；译者王嘎系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文章刊载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年第2期，原文标题为《“印太战略”抑或“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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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摘要

随着当今世界权力对比关系发生重大改变，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也今非昔比。围绕全球格局的主导权、世界领导者的等级变化、全球治理等问题，各方力量展开激烈角逐，其中尤以美国的“印太战略”和中国方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最为突出。这两种“欧亚方案”之间的博弈，不仅深刻影响到欧亚大陆及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也将在更长远的时期中影响全球的发展。

关键词：欧亚大陆 印太地区 地缘政治 印太战略 人类命运共同体近一二十年内世界政治将发生诸多变化的说法，无异于空谈。国际领域的变化始终接连不断，有时几乎难以觉察，有时则极具戏剧性。但今后十五到二十年确有可能成为一个特殊时期，当其临近结束之际，可能会形成新的世界秩序的基础，作用于更长远的时期，直至本世纪末。未来世界格局的游戏规则由谁确定？世界领导者的等级会有何等变化？全球治理如何安排？围绕这些问题已然展开激烈的角逐，对个别国家、各个区域乃至整个世界体系而言，为此付出的赌注可谓相当之大。无论目前还是今后，欧亚大陆显然是这场角逐的中心。毕竟，欧亚大陆不仅是现代世界的历史核心地带和经济火车头，也有理由被视为当下重新划分世界的基本筹码。如今，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两种长远规划、相互竞争的“欧亚方案”。每个方案背后分别矗立着主要玩家的国家利益、整套区域军事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双边和多边国际机制，连同相应的思想意识形态外观。每个方案之下都在聚集同盟，动员盟友，积累资源。关键的交锋还在前方，空气中却弥漫着火药味。对立或许是持久而紧张的。双方有可能达成某些战术妥协，甚至可以说，妥协势所难免。但从长远来看，两个方案不可能完全兼容。最后胜出的只能是其中之一，留给另一方的则是欧亚大陆历史发展的绝境。地缘政治学的“印度洋—太平洋”（以下简称“印太”）一词，源于研究动植物与微生物地理区划及分布规律的生物地理学。生物学家注意到，从日本南部到澳大利亚北部以及东起夏威夷群岛西达红海，世界大洋的广阔区域具有许多共同特征，因而本质上属于同一个生态系统。大约十年前，地缘政治学者借用生物学术语，赋予“印太”以新的内容。在地缘政治学意义上，“印太”概念“首创者”的权利应当归于论证印度与日本加强双边合作之合理性的印日战略学家。时至今日，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建设“印太”的思想却发生了重大转变，更多呈现美国战略的形态。
这其实也就是说，通过巩固多为欧亚东缘及南缘“海洋大国”（从韩国到阿拉伯半岛国家）同太平洋岛国（从日本到新西兰）之间的合作，对欧亚大陆外围进行长期营建。不难看出，新欧亚方案旨在从政治及军事战略上制约中国，建立牢固的“骨架”，以避免中国占据区域主导地位。“印太战略”有两条实施的路径，其一是强化美国同区域相关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二是创立合作的多边模式。对后者来说，关键是联合印太地区四个“民主政体”——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建立所谓“四边合作”（Quad）模式。缔结“四边合作”的意图已有多年，但特朗普政府为之添加了动力，取得了某些进展，尽管暂时微乎其微。与此同时，特朗普当局对国际制度和多边模式却又一概怀有藐视。无疑，拜登政府将更加积极地继续此项工作。当然，目前尚不能高估“四边合作”之于欧亚总体形势的意义。而“印太”概念本身也仍显得模糊不定。就其地理区域及内涵来看，印度现有的解释同美国迥然有别。一些印方专家将“印太”理解为印度文化及印度文明影响力的历史范围（譬如某种类似于“俄罗斯世界”的“印度世界”），相反，另一些专家则提出将中国乃至俄罗斯也纳入“印太”构架。然而，华盛顿的新欧亚战略构想却将总目标指向对北京采取种种形式的军事政治遏制。无论如何，“印太”都喻示着欧亚大陆的分裂，因为中国、俄罗斯及其他欧亚“大陆国家”均未参与此构架。新欧亚建设的另一种战略则力图促进大陆团结——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不是从边缘到中心，而是正相反。发挥大陆“主干”作用的不应是外部框架，而应是各条轴线（交通运输走廊）织成的整个系统，它们互为补充，将广袤而不均质的欧亚空间各区域聚合为统一的整体。这种立场的基本思想系由习近平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提出。虽然中国领导人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普遍意义，将其扩展到整个国际关系领域，但首先涉及的其实依然是欧亚大陆的未来。这一构想随后在北京确立对邻国关系的政治目标方面获得了发展（中国的“周边外交”），在推进各项大陆规模多边倡议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方面也得到了检验。一个典型事例是：2020年11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海洋盟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随同东盟国家，成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参与者。但印度由于内政缘故尚未接受邀请，加入该协定。有别于美国版本的“印太战略”，“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要求成员国承担严格的结盟者义务，中国自身也并未改变其不结盟地位。中国对欧亚未来的规划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安全考量，但中国立场的重点仍在于促进欧亚大陆各个组成部分的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各地区生活水平现有的失衡状况，缩小它们对大陆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吸引力的差别。显而易见，华盛顿在中国周边营建军事政治外围的行动越积极，北京对欧亚内部结构所添加的军事政治成分也就越多。假如将中国规划图投映在现代欧亚版图上，就会清楚地看到，理想中的新结构主干，理应是俄印中三角关系。这个三角中的合作机制早已存在，尽管近年来部分地笼罩在“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更为广泛的合作模式下。基础性的三角关系有可能扩充为更复杂的多边构架，后者将涵盖欧亚大陆最重要的三个区域——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将来也可能把西亚（近东）包括在内。在更长远的未来，还可以设想欧亚大陆最西缘——确切地说是西欧和中欧，像太平洋水域岛国亦即大陆最东缘一样，同这个新构架融为一体。这些宏大目标付诸实践层面的时间也许不早于本世纪中期。在当前这场争夺欧亚未来的大博弈中，仅仅完成了最初几步，棋局尚未走出开局阶段。而开局的任务，正如我们从国际象棋中所知，乃是调动资源，将自己的棋子摆在最有利的位置上，并且阻止对手的棋子行进。放眼地缘政治棋盘，该如何评判玩家们目前的地位？两个非此即彼的新欧亚建设方案，显然还没有一个具备“路线图”式的细致描画。每个方案各有千秋，各有短长。美国“印太战略”的强项是美方同其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众多盟友及伙伴之间既已存在并经过时间考验的双边协定系统。华盛顿的绝对优势仍然在于其先进的军事力量，首先是海军和空军的潜力。美国方案的主要弱点，在我们看来，是它不稳固的经济基础。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ТТP），客观上极大地限制了“印太战略”的全面落实和经济上制约中国的可能性。由于大多数欧亚国家都把社会经济发展的使命放在首位，可以断言，一个缺少经济考量的方案，只能产生有限的效果。七十年前，美国提出遏制苏联在欧洲扩张的目标，在宣告“杜鲁门主义”的同时，又发布了“马歇尔计划”，该计划至今仍被许多历史学家看作人类史上最成功的经济援助项目。时至今日，当遏制中国对亚洲影响力的问题摆在面前，美国非但不打算对“印太”地区实行“马歇尔计划”，其在经济方面对待最亲密亚洲盟友和伙伴的立场反而愈加强硬。在此情形下，拜登新政府未必会调整特朗普路线，虽然有可能略为软化前任领导人针对美国之亚洲盟友的激烈言辞。相形之下，中国方案似乎更可取——因为具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或者说，起码希望建立这个基础。正是经济而非安全，构成中国方案的基本内容，尽管它无意开展20世纪中叶“马歇尔计划”式的大规模经济慈善。另外还有一点也令华盛顿望尘莫及：由于拥有以数十年而非四年政治周期为计的“战略深度”，北京有能力实施长期战略规划。我们认为，中国主要的弱项在于周边大国对欧亚经济、政治及军事政治领域的中国霸权之担忧。相比北京潜在的统治，这些国家大都觉得美国现今对欧亚外围的霸权反倒压力更小，也更容易承受。然而应当承认，近一年多来，中国外交在与东北亚邻国（朝鲜和韩国）及东南亚国家（越南和整个东盟）的相互协作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方案相对于美国的另一大比较优势也值得一提。如上文所述，“印太战略”终归喻示着欧亚大陆的分裂，鉴于中国、俄罗斯和其他欧亚“大陆国家”均不在这个构架内。既然该方案仅仅适用于“海洋民主政体”，那就会有众多国家——从越南到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君主制国家，都被排除在外。原则上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却能够无一例外地涵盖整个欧亚。美国选举政治语汇当中有所谓“摇摆州”（swing state）一说，意指没有哪个政党占据明显优势的州，故而投票结果也不明朗。“摇摆州”在每个选举周期都不多见，但恰恰是这些州决定着谁将最终入主白宫。在欧亚局势方面，扮演“摇摆州”角色的正好是印度。且不说该国在人口、经济、战略和地缘政治等方面日益增长的潜力。如果新德里不参与，进而在印度领导层抵制的情况下，那么无论美国方案还是中国方案，都不可能充分落实。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大陆方案发展为跨区域方案，缺少了印度，起码是不完整和未完成的。而美国的“印太战略”假如离开印度，则必将失去两大支柱之一，继而沦为美方与其亚太传统盟友之间零散协定的碎片。不夸张地说，对于美国而言，现今的美印伙伴关系的优先性不亚于冷战期间的美日同盟关系，今后更是如此。印度当然会尽可能保持最大限度的活动空间，它并不急于作出选择。一方面，各种历史争端和印中两国在东南亚及南亚明争暗斗的传统累积起来，成为落在印度身上的沉重包袱。另一个公开的问题是受伤的民族自尊——1962年印中边境战争的失败记忆。印度的全球化地位问题依然痛切而亟待解决——不同于中国，印度并非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无论如何，北京都不会乐于帮助新德里获得常任资格。对于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所谓经济、政治和军事战略“扩张”，印度也颇感忧虑，并且不乏理由。按照印度流行的“珍珠链”（string of pearls）理论，中国战略被描绘成某种在印度洋水域“包围”印度的战略，具体路径是：沿香港—海南—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西哈努克港（柬埔寨）—克拉运河（泰国）—实兑和科科群岛（缅甸）—汉班托塔港（斯里兰卡）—马洛（Marao，马尔代夫）—瓜达尔港（巴基斯坦）—阿赫达卜（伊拉克）—拉姆岛（肯尼亚）—苏丹港一线，建立中方基地链和其他军事基础设施。对新德里而言，进入太平洋水域的通道是最关键的交通动脉之一，与此相关的潜在问题也是印度所担忧的。在经济领域，新德里也面临一系列复杂问题——印度每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超过500亿美元；此外，北京还针对印度药品、粮食和IT产品实行大面积的非关税限制。另一方面，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印度未必能摆脱美国“小伙伴”的地位，连同由此产生的所有负面影响。即使华盛顿不打算将北京视为跟自己平等的国际玩家，也不见得会把该角色让给新德里。虽然印度现任领导逐渐远离了尼赫鲁的许多原则，包括不结盟之基本原则，在可预见的未来，彻底放弃传统却不大可信。美国战略的不连贯性，美当局在经济谈判中即便对最亲密盟友也不例外的强硬姿态，都会引发印度领导层的巨大担忧。当然，美国对印度的贸易逆差远不及美国对中国，但不难想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华盛顿向德里施加的经济压力只可能越来越大。印度政治集团过去支持与特朗普的美国加强合作，今后也将尽力同拜登领导下的华盛顿协调关系，扩大合作。然而，印度却极度担心失去哪怕一部分在国际舞台上行事的自由。无疑，正式加入某个以美国为首的军事政治联盟，不仅会使其处理中国事务的自由受到限制，也会影响到新德里同其他一些重要伙伴的交往，其中首先是莫斯科和德黑兰。或许印度仍将摇摆不定。究竟何去何从，关键取决于印度精英的战略眼光，同时也取决于中美双方外交的专业水准、灵活性和自我调适能力。考虑到美国当局独特的谈判风格以及与整个外交决策相关的诸多问题，可以说，相比印度，中国起码具有突出的战术优势。但战术优势显然不足以真正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对印度的吸引力。在一系列对印度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如何看待欧亚国际恐怖主义，印度能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双边贸易问题，等等，中国都需要作出重大让步。北京似乎还要对新德里在南亚的特殊角色予以某种承认，就像承认俄罗斯在中亚扮演的特殊角色那样。北京针对新德里的关键举措越晚，吸引印度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难度就越大。严格来说，“印太战略”并不直接关系到俄罗斯。按照美国当前的战略，俄罗斯在太平洋水域乃至亚太地区都不算是重要玩家。“印太”地理带同北海道以北和朝鲜半岛互不连属。也许正因如此，华盛顿才能够长期容忍安倍晋三执政期间日俄之间不断尝试的接触，也不在意韩国政界近年来一直反对正式加入西方，对俄实施制裁。假若“印太战略”成功实现，对俄罗斯唯一潜在的利好就在于，俄中合作对北京的价值将会从客观上得到提升。就此而言，欧亚“海洋部分”与“大陆部分”之间的对立，显然要比假设“G2”模式的美中合作对俄罗斯更有利，后者不仅会明显降低莫斯科作为伙伴在华盛顿眼中的价值，在北京看来也会是一样。但可以想见，新的“欧亚两极对立”造成的损失，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超过可能取得的收获——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政策将失去弹性，与越南和印度等国之间的传统伙伴关系也将受到威胁。作为“印太战略”付诸现实所附带的结果，亚太地区稳定形势总体上的降低，同样会给莫斯科增添额外的麻烦。对于俄罗斯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更具前景，因为在此方案中，俄罗斯不会是大厅里的观众，也不会是舞台上的配角，而是主要角色之一。但莫斯科是否有能力扮演这一角色？为此，俄罗斯不应充当辐条，固定在以中国为核心的“欧亚中心轴”上，而应充当另一“平行轴”，即使直径略小。也就是说，俄罗斯不应空手而应带着既有的欧亚一体化方案（ЕАЭС），加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造俄罗斯“平行轴”，与其说是一项政治使命，不如说是社会经济目标。如果不能转向新的更有效率和对邻国更有吸引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一旦加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认为这是非此即彼的有利选择，而排斥早已迫在眉睫的俄罗斯经济结构改革，这样的看法将导致战略性的错误。要么则期望欧亚构架奇迹般地使俄罗斯幸免于全球化的挑战。恰恰相反，加入“共同体”，将会对俄罗斯经济模式的效率和开放程度提出更多要求。在欧亚机制新构架中，明显多余的“轴”未必有望长久存在——它只会加重整个构架，迅速地暴露自身，遭到不同方式的拆除。顺带说明一点：印度也将面临同样的挑战，如果它最终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针对南亚地区，新德里理应发挥类似莫斯科在欧亚中心区域所应发挥的系统性作用。印度保持乃至强化其在南亚的地位，同样关系到俄罗斯自身的利益——不是为遏制中国，而是为建立更稳固的欧亚大陆各方力量与利益的多极平衡。与此同时，印度领导层应当认识到，大国之间特有的“利益圈”时代一去不返，就连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尼泊尔这些亲密友邻无条件的忠诚，印度方面都不能再指望，而它们的情谊与善意，也只能竭力争取。基辛格曾经留下一条具有战略意味的训诲，告诉后世：在任何地缘政治三角中占据最有利位置的，是与其他两个角之一的关系分别胜过此二者相互关系的那一角。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初，正是基于这种想法，基辛格创立了“美国—苏联—中国”三角关系的地缘政治战略，而且绝非徒劳无功。按照这位地缘政治大师的训诲，从理论上说，俄罗斯或许更愿意看到中印关系保持一定的紧张度，以便在“俄罗斯—中国—印度”三角中占据上风。然而，当代国际关系另有其构建的基础。地缘政治不再根据半个世纪前的那种模式发挥其作用。从中印矛盾的激化中，俄罗斯不可能为自己获取任何裨益。公正地说，俄罗斯也不会企图利用这些矛盾，无论在多边模式还是在双边关系方面。相反，有待于莫斯科完成的事务还要更多——俄罗斯外交政策应将努力解决中印分歧、促进中印合作视为首要目标（重要性不亚于恢复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赋予俄印中构架以新的含义和新的内容，以往这一构架很大程度上与“金砖国家”混为一谈。虽然从2001年9月以来，俄印中三国外长级别会议一直定期举行，但会议通过的文件却太过笼统，时常是纯宣言性质的。就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支持阿富汗稳定、必须加强全球治理等问题所达成的三方协议，掩盖了“三套车”框架下各种问题在诸多原则方面的尖锐矛盾。很显然，俄印中三国间的商谈应更加坦诚、具体和相互信任。主要目的不应是在那些最笼统问题上规定某种形式化的共同立场，而应是展示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寻求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之道。此项工作极其复杂和微妙，却又十分重要和紧迫，以至于无法推延到不确定的未来。俄印中新议题的制定，可先从莫斯科、北京和新德里总体上一致或分歧不大的领域入手，在诸如欧亚能源机制、气候变化、国际金融制度改革等问题上深化三方合作。新议题应包含三国之间的协商，探讨在反对人权问题“双重标准”、不允许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等方面采取实际措施。俄印中对滥用国际贸易制裁、保护主义抬头和众多国际组织危机等问题的共同关切，也可为联合或并列行动创造额外的机会。当然，印度和中国迟早都需要解决大量而棘手的双边问题。例如，印中边界沿线仍然可能爆发冲突，2017年10月的洞朗事件再次表明了这一点。中印边界潜在的不稳定形势，牵制着很大一部分本该调遣到印巴边界的印度军队。双方各执一词，指责对方无谓的暴行和无意就调解边界冲突达成妥协。俄罗斯愿帮助合作伙伴处理现有领土问题，却难以有所作为。不过，既往的记忆也未见得多余：就在三十多年前，俄罗斯与中国边境局势（比中印边境更紧张）同样令双方深感担忧。两国边界上的军事化程度，也超过中印边界。但莫斯科和北京还是彻底改变了此种局势，并且是在极短期限内！或许，俄中两国本世纪初的经验也会有益于北京和新德里？“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是否具有反美性质？它的落实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失败？大部分美方专家的回答都是肯定无疑的。但在我们看来，这些答案并不明确。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若要取得成功，只能以欧亚国家基本内需为主要依托，而不是采取集体行动，竭力反对美国或另外某一方。该方案不应成为“印太战略”的镜中映像；如果是美国方案在镜子中的反映，它就不会有前途。其次，即使对地缘政治理论避而不谈，将永恒的陆地与海洋、“大陆文明”（теллурократия）与“海洋文明”（таллассократия）二元论搁置一旁，也应当承认，一个稳定、可预见和经济自立的大欧亚，最终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的实施，并不排除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保留航行自由的原则，包括非欧亚大陆国家海军和空军的行动自由。该项目的实施也不排除新欧亚在贸易、投资和移民问题上向世界其他地区继续开放。假如美国人想寻找保护主义的支持者和自由世界经济秩序的对手，完全不必把目光投向北京东城区，众所周知，那是强大的中国商务部所在地。保护主义者更容易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找到。再强调一次，实施“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绝不意味着回到叶甫盖尼·普里马科夫的旧思想——他于1998年底访问新德里期间提出，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三方合作，共同对抗美国的“单极世界”。美国的“单极世界”过去不成立，将来也不可能成立。世界权力的平衡发生了改变，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也今非昔比。若想用旧的地缘政治内容填充新的欧亚方案，那将会是莫斯科方面最大的错误。试图将欧亚方案的推行以及某些单个参与者同“外部”玩家的交往想象成“零和游戏”，同样是错误的。无论大博弈结局如何，美国都不会被彻底挤出欧亚大陆，因为美国和亚洲国家的经济相互高度依存，众多有影响的亚裔侨民生活在美国，对亚洲国家来说，美国的技术、投资和“软实力”也太过重要。但即使欧亚的建设是欧亚人民自己为自己，而不是由其海外伙伴和庇护者出于最大善意而营建，那也仍然是公平的。

至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对美国本身可能造成的后果，在此不妨套用布热津斯基关于乌克兰对俄罗斯国家性之作用的名言来说（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指出，乌克兰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足以使俄罗斯成为真正的大帝国；即便失去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只要乌克兰还在掌控之中，俄罗斯仍可争取充当欧亚帝国领袖。——译注）。在“印太战略”成功实施的情况下，至少到21世纪末，美国保证仍将是世界上唯一的全球帝国。假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实现，美国则会逐渐失去其帝国地位，转而成为“平等者之首”（primus inter pares）——亦即最强者，但终究是为世界铺设通往22世纪道路的若干大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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